当飞云跟着肖兴踏上馆场村小学的土地时，北方初春的寒风还带着刺骨的凉意。她站在学校四合院的角落，看着丈夫清点那点微薄的家产，心里既酸涩又坚定。一床洗得白的棉被，边角已经磨出了棉絮；一件旧军大衣，领口泛着油光，是肖兴从师范学校带出来的“宝贝”；还有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红旗牌自行车，车把上挂着个黑色皮包——打开一看，里面竟装着开了线的破裤头、打了补丁的秋裤，最显眼的是床头那件黑色棉袄，袖头被烟头烧出个窟窿，黄的棉花像不服输似的往外钻。 “以后咱就住这儿了。”肖兴搓了搓冻红的手，笑着给飞云指了指东南角的小屋。屋子不大，也就七八平米，摆了一张木板床、一张旧书桌，再没多余的家具。可飞云没抱怨，她知道丈夫能分到这儿当老师，已经不容易了。白天，肖兴忙着备课、上课、给学生补课，从早...